本文选自《十大元帅轶事：将帅传奇人物纪事》，彭建冬 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林彪是一个带着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对作为政治性历史人物林彪的看法，无疑，毛泽东眼中的林彪是怎么样，最具有参考价值。
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林彪寄予厚望，并时常对林彪所犯的错误及不坚定的革命立场给予指正。客观地说，在相当长时期，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对林彪，毛泽东是信任器重的，正因为如此，林彪的军事才华才得到充分发挥，取得的成绩也被大加肯定。
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历史上林彪出现了错误时，毛泽东很少苛求，更不批判，总是谆谆教诲，耐心引导；至多严加训斥，断其“邪念”，改正即可。林彪比毛泽东小14岁，或许由于两人年龄有较大差距，使毛泽东在对林彪信任器重的感情里，隐含着一层长者的爱护和父辈的期望。
1930年元旦，林彪借新年之际给毛泽东去了封贺信，当时正值井冈山根据地初创阶段，从信中，毛泽东看到了一股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并想起不久前林彪向他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深感有必要向这位年轻人系统阐明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问题。
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与林彪
于是，毛泽东用一个整天的时间写了封7000字的长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什么适当的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在信中，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既批评又关爱的口气对林彪进行说理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来，他希望这封回复林彪的信，也能端正红四军上下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于是，信写好后又印发给红四军各基层单位。
1941年，此信以《毛泽东同志写给林彪同志的信》为题收入《六大以来》。
1948年2月28日，林彪致函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印行《毛泽东选集》时，此文不要公开他的名字，称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请求，将此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删除了信的开头几段和末段中直涉及林彪的文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为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四渡赤水，强涉金沙，并在多次迂回绕道前进。对此，作为红军指挥员的林彪产生了不满情绪，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琴背路，应该走琴弦，走捷径。”并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毛泽东交出战场指挥权。于是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毛泽东话语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
最后，毛泽东严格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今后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这一次批评可谓严厉，但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使批评的严厉性大大减弱，让人们看到在毛泽东那痛斥的态度下却又有着几份长辈爱护加期望的情感。
1949年3月，林彪到双清别墅看望毛主席，两人在双清别墅外面合影
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军事工作。为了提高自己在解放军内的地位，加强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一向寡言，长期养病的林彪突然兴奋起来，以军队为舞台，以颂扬毛泽东为幌子，以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为内容，频繁活动。从1959年9月到1962年短短4年内，林彪先后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抓活思想”、“四好连队”等，受到毛泽东极大赞扬。
1960年9月，毛泽东在某次会议上，在大庭广众之下赞扬军队的作法，他兴致勃勃地说：
“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他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据当时的总参长罗瑞卿回忆：1963年，当他把这一切报告给毛主席时，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向全国郑重发出了“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
不仅如此，在这年11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充分肯定了林彪的工作，提到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时”，说：
“‘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不久，毛泽东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又赞扬林彪道：“‘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这些话很表白地告诉我们，60年代上半期，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毛泽东的眼里是受信赖的。
但是，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对林彪在部队政治工作上所搞的那一套“创造”，毛泽东又及时地给予了批判。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军事办公会议成员时说：
“军队政治教育，主要是搞路线方面的教育”，“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二是靠平时训练”，“我提了五条，他指（林彪）提了三条。三条不讲马列主义，不讲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讲团结大多数，不讲批评和自我批评”。
1966年，中国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大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但整个会议议程则完全是按照他的意图进行的。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谈“政治经”和“天才论”。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
“我的朋友(按：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人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益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全党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在这封表露心情的信中，毛泽东尽管一再感到“不安”“不妥”，但为了“打鬼”需要军队支持，毛泽东还是同意发下去，使林彪这臭名昭著的讲话得以在全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60年代是林彪在政治舞台上极其活跃的时期，他利用国防部长之职，通过军队，制造种种形式的个人崇拜，掀起全国范围的造神运动。如果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对此是有意无意地保持沉默以示支持，那么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个人崇拜的不满。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他的老朋友，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南海的家中作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当谈到林彪“创造”的“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时，毛泽东说：
“那时(指1965年)确有其事，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这是教员，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教员，其他称号一概辞去。”
当斯诺问：“那些拥护毛主席口号最响的、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种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就跟着喊；第三种是伪君子，你没有受这一套骗是对的。”
随着林彪篡权野心的逐渐暴露，毛泽东加重了对个人崇拜批判的分量。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时说：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这一段讲话不能不说出了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实质，在党内敲响了林彪垮台的丧钟。
70年代一开始，中国政坛上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设国家主席”之争。曾经因“路线问题”而把前国家主席打倒的毛泽东决定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自己更不当国家主席，并多次否决由林彪提出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意见。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很形象地用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典型作说明：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我挂在壁炉上。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作孙权。
但是，急于夺权而利令智昏的林彪不肯罢休。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的斗争使毛泽东对接班人林彪的信任产生了根本的动摇。因此，在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当时，毛泽东只挖出陈伯达，对林彪采取了“保护”。
但是一年后，当他南巡谈到庐山斗争时，态度就不一样了，他说：
“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纲领就是国家主席，就是夺权”，“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外……”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庐山这一场斗争，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至此，毛泽东点明了庐山斗争的实质，并慢慢揭开了笼罩庐山顶上那层薄薄的政治雾纱。
林彪事件后，即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又一次谈到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的意图，毛泽东说：
“《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实意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身亡的现场
林彪的叛逃，对晚年毛泽东的打击可谓最大，在那样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从没有怀疑过这个被信任器重培养选定的接班人，有天会背叛他和他的事业。当9月13日夜，周恩来向他汇报情况后，毛泽东只回答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寥寥数语，蕴含了毛泽东多少感慨和苦衷。四年后，毛泽东在谈到林彪的叛逃说：“如果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
如果说接受这件事，是很大的打击，那么去认识、反思这件事对一向自信、年逾古稀的毛泽东来说，将是近乎一种残酷了。
1972年1月，在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上，毛泽东对这位共同战斗多年，忠心耿耿的老战友充分肯定后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6月18日，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毛泽东又说：
“我信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1972年，毛泽东引用白居易《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三首，对林彪其人作了评价：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占龟与祝著。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十大元帅最后一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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